“杂谈”之谓，经见于文学作品类，不大为我党史专业者用。或谓其随意，有调侃嫌。盖灵活有余，而严肃不足。几年前，于光远先生曾提出，应在党史刊物上辟一“故纸堆”栏目，专门介绍散见的党史资料、党史文物。后来龚育之先生也有《大书小识》问世，十分精彩。我以为，两位前辈实际在提倡一事一记、有质有文的“小作品”、“散文章”，使党史研究活泼起来。
本文写成“杂谈”，实在是个意外。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和福建省委党校联合举办“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学术研讨会，安排我作“国外研究中共党史新进展”的发言。惭愧的是，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系统考察过国外中国研究的状况了。因而，实在难谈“新进展”。情急之下，便诌出这篇“非鹿非马”的东西来。成文之后，视之以友人。友人说，你这个东西入不了“正流”，只能叫“杂谈”。这一下倒给了我启发：党史不能老是“板”着面孔，需要一点“杂谈”才好。
下面就是我的三则“杂谈”。
一、关于“汉学”、“中国研究”以及“国外党史研究”的区别
首先，我要质疑“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这样一个概念。实际上，外国人对中共历史的研究，圈子十分窄小。套用胡传魁的话，是“拢共只有十几个人马，七八条枪”（总共不出几个学校、几个教授）。圈子既窄小，数量就有限，且在既定概念上同我们并不“接轨”。这是中外学术体制不同带给我们的差异。本则“杂谈”，即想考证一下这个问题。
通常我们所说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很大程度上是指美国。美国的“中国研究”人数最多，机构最多，经费也最充裕。但真正研究中共历史的人，寥寥可数。所谓“中国通”（CHINAHAND），大多不是专门的中共党史研究者。他们有着各种各样的研究兴趣。其研究的目的也不同。既然如此，我们如何来解析美国的“汉学研究”、“中国研究”以及“中共党史研究”这三种说法呢？（因题目所限，这里不谈欧洲、俄罗斯、日本和澳洲。那里倒是有一些比较“正统”意义上的“中共党史研究”者。）
在我看来，“美国的中共党史研究”这个概念，可能是我们国内学者“创造出来”的。在美国，并没有“中共党史研究”这个专业。比较规范的说法，其实只是两种：“汉学研究”和“中国研究”。“汉学”研究似乎好理解。它更“古董”气一些。麻烦在于，在“中国研究”之外，又出现了一个“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而且，它们常常是被我们“混用”的！这就需要我们先对学术概念做一个辨析。
“汉学”（SINOLOGY），在英语国家中是有它特殊含义的。从词义上说，它应是专门研究中国的学问。涵盖范围应该很大，把举凡中国的一切研究，都包含在之内。但是，在英语世界中，“汉学”实际被定义化了，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中国研究”有很大的区别。在内涵上，它类似于诸如“埃及学”（EGYPTOLOGY）这样的学问。杜维明教授说：汉学的“重点在研究世界上业已消失了的文化，并力图恢复其历史原貌，所以传统汉学是一门专业性很强且又十分冷僻的学问，所需基本功难度极大，不但要掌握考古（如敦煌佛教变文的发现和甲骨文出土等都是汉学界的大事情）方面的原始资料，而且语言的要求很高，除了古代汉语外，还要掌握多种极难解读的语言，如蒙文、满文、西夏文、鲜卑文等。从事这种研究的西方人士，或者出身贵族家庭，没有经济考虑，投毕生精力精雕细琢；或者靠政府或大基金会长期资助。它不求速效，完全没有现实性，不问家国天下事，是一门纯粹的学术研究。”
学术研究是否有“纯粹”之说，这里姑不论。可“汉学”研究的确不是我们所说的“中国研究”，当然更不是“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则可以定论。这里的关键，在“完全没有现实性”这几个字。即它是彻头彻尾的“古董”型学问。如果说得形象些，它与“中国研究”之间的不同，或可比喻为我们“古代史专业”“古文献学专业”与“中共党史专业”的区别。但“汉学研究”在西语世界中源远流长，它在研究指向和研究对象上，给后来的“中国研究”以隐性影响，则也是肯定的。人们对中国的兴趣和探问，都可能从这个艰深的学问上得到引领。
现在我们最常说的“中国研究”，却不是为研究“古董”而创设的。它在美国出现的时间，准确说是二战之后。它的起源，是战争中的“敌情研究”。所谓敌情，是针对着战争对手的。战争使关于对手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乃至历史的研究有了必要。如二战中美国对日本的研究，冷战时期对苏联的研究，朝鲜战争时期对中国的研究等等。开始，这种研究是从训练语言人才入手的。因为战争需要破译敌人的密码。而密码的破译，则需要通晓敌方语言的人来操作。美国在四十年代通过了《国防法案》（NATIONALDEFENSEACT）。规定对六种关键性的语言培训拨款。中文即其中之一。由此，用于中国研究的款项也源源不断。尽管这种语言培训后来渐渐演化为社会性研究，但这种研究已不可能再走“汉学”研究的道路。它是一种地域性、带有现代需要的研究。
这其中一个开拓性的人物，就是费正清（JOHNFAIRBANK）。费正清可以说在两个方面使美国的中国研究“现代化”了。其一，他使中国研究成为与现实密切相关的学科；其二，他强调研究中国一定要研究中国现代史。从这一意义上说，费正清是“汉学”与“中国研究”两者之间的“中介”。费正清自己的研究，即从历史开始。他用汤因比的“挑战应战”说，来观察整个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提出了中国历史的“循环论”。在其晚年，他将研究的兴趣指向了新中国，且著述不断。他的最后著作，就名为《中国新史》。
费氏还有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培养了一批研究中国的学生。这些学生现在已是美国或英语学术界卓有影响和建树的人物了。尽管，学生们不太同意老师的理论，后来用“中国中心说”取代了他的“挑战应战论”、“历史循环论”，但他们仍是费氏中国研究的继承人。像傅高义、马若德、柯文等等，都秉费氏的衣钵而建树了自己的一套学问。费氏的中国研究，蔚成学派。他们强调的是，以多学科和多角度来对一个地域进行考察。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等等。中共的历史和人物，只是这种多学科地域性研究的一部分。例如史华慈（BENJAMINSCHWARTZ）那本影响深远的著作《中国共产党和毛的起源》（CHINESECOMMUNISMANDTHERISEOFMAO），实际就是宽泛概念“中国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就中国这样一个社会整体的特殊性所进行的研究。它提出的中共“异端”说，即认为相对于苏联等所谓正统的共产党说来，中共是“非正统”，从而表现为“异端”的结论，产生于对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以及中国知识分子所与生俱来的社会特性的考察。从根本说来，这是一个社会性的研究，而不是我们概念中的“中共党史”。他的这个结论，在二次大战结束后西方人对中共的认知方面，具有广泛影响。
说到这里，我们大约可以对“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这一概念，有一个比较正确的判断了。说到底，它只是流行于美国（现在是世界性的说法）的“中国研究”的一个部分或一个方面。即使有人专门做所谓的“中共党史研究”，他在美国人那里，其实也是一个“中国问题专家”，而不是我们概念中的“中共党史专家”。从学术体制上说，他们没有“中共党史”这样一个门类。这在美国，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从另一个角度说，如果在对象上，西方人对中共执政之前问题的研究，有些类似于我们的“中共党史”，那么，对于1949年以后中国诸问题的研究，则突出表现为对“国家”的观察，而不单是“党”的活动了。这种现象，有点像我们至今也没有完成的，在学术规范上对“党史”和“国史”的区别。
例如，对新中国经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研究，数量就非常大。就其专业类别而言，它们更接近于经济学。因为它们多是在阐述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时，利用历史所提供的例证，而非历史本身。这往往同我们党史学者有“隔行”的感觉。但无疑，对中国经济的研究，是值得我们深入了解的。又如，中外关系的研究，特别是中美双边问题的研究，是美国学术界持续性的热点。有时，它甚至成为当代中国研究中最“抢眼”的课题。在实质上，中美关系或中国对外关系，既是“中国研究”的一部分，又是国际政治学者的关注对象，处于“交叉”的边缘地带。双方都在“抢占”这一块领域。关键是看谁掌握的“学术资源”更多。在史学和国际政治学者相交的这个点上，还时常出现史学方法和政治方法的龃龉。这当然并不奇怪。问题在于，国内的中共党史研究者，往往过于拘泥，对这样的课题参与不多，似乎这只是国际政治学者要做的事情。结果把一大块“阵地”留给了别人。其实，国内的中共党史学者占有极大的学术资源，应该在这个“交叉”地带作出成果。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使她的外交根本无法离开国内的政治经济变动。甚至可以说，中国的对外政策，主要是从国内政治经济的需要发生的。不懂得国内政治经济变化，就无从解释中国的对外政策。在这个意义上，“改变自己，影响世界”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由此说来，我们习惯使用狭义的“中共党史研究”，与美国的实际状况并不对题，同时也限制了自己的眼界。我们常说，美国人的研究视野比较宽阔。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在素质上“优”于我们，而是他们的学术训练，一开始就设置得比较宽。他们的“中国研究”，范围几乎是“无限”的。例如对中国社会各层面的考察，如妇女研究、民族研究、农村研究、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等等，一无畛域。在美国，你要想当一个“中国问题专家”，或者说，你要能在“中国研究”领域里混口饭吃，就必须“玩命”拓展你的研究范围。这种“功利”性，可能不为我们东方人所齿，但它在事实上却促进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相比下来，我们虽然“不愁衣饭”，可却有“螺蛳壳里做道场”的味道，自己捆住了自己的手脚。如果我们只在传统的“会议式”、“文件式”的党史研究上下功夫，就当然拿不出“世界性”的学术成果来。甚至很难同外国研究者进行交流。
说到底，中国学者对中国的事情最有发言权。中共党史学者的“学术资源”也最为丰厚。关键在于我们要发掘材料、研究材料，在更为广阔的时空范围内思考问题。如果回到本题，我要说的是，不要再使用“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的说法，因为它既“文不对题”，又过于“经验”或“狭隘”。我们国内“正统”的中共党史学者，应该扩大自己的眼界，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把研究的着眼点，转到范围更为广阔的“中国研究”上来。无疑，这是现代学术潮流要求于我们的。
二、近年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点滴谈
为了照顾习惯，我在这里还是沿用“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这个概念，“纠错”留待以后。
去年，我同另两位同志合作，撰写了一篇文章，题为《近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共党史管窥》，发表在《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5期。说实在话，写这样一篇文章的工作量，要比普通文章大几倍：搜集外文材料、阅读它们、进行研究和归纳，然后再敷衍成篇。毕竟，我们读外文要比读中文困难得多。
这篇文章之所以称为“管窥”，是因为我们对所搜集材料的完整性，没有很大把握。仅美国一家，近十年来发表的有关中共或中国研究的文章，就可用“不可胜数”来形容。我们知道自己是挂一漏万。但即使如此，我们参考征引的文章和著作，也还是相当可观的。从文章看，我们实际认可了“当代中国研究”这样的概念，即有关中国各个层面的研究，都搜罗在内了。但这毕竟还是不完整的，甚至只是线索而已。关于文章所涉及的内容，这里不重复。有兴趣者，可看杂志。
这里“杂谈”的，是我对美国的中国研究和中国问题专家们的点滴观感，既涉及人，也涉及机构，多少带一点“动向”性质。
首先，从狭义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概念看，称得上是专家的美国人，寥寥可数。如果把话反过来说，在美国，甚至在世界上，真正“钟情”于中共历史研究的人，少之又少。马若德（即麦可法夸尔）教授曾经对我说，他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真正研究中共历史的人之一。据我的观察，他的说法不算虚妄。这就是说，他们几个人的研究对象，主要地是放在中国共产党本身，而不是“相关”或“相联系”的问题上。前文说过，马是费正清的学生。他本人是英国籍，长期在美国哈佛大学执教，出任过费正清中心主任。现为哈佛大学政治系的主任，是美国有影响的中共问题专家。他青年时在哈佛求学，之后回英国，一度出任英国工党议员。他的这种政治经历，对他格外关注中共历史的学术方向产生了影响。他基本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待中共历史的。他特别喜欢用政治斗争、政治派别的思维模式，来建立自己对中共历史的研究框架。在他最著名的著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书中，就充分体现了他的这种思想观点。直到几年前，他还在哈佛大学开“文化大革命”的专题课。听者不绝盈门。而回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的这个讲座，因为参加学生众多，甚至轰动了美国学界。这是一位执着的中共问题研究者。他的著述，基本是围绕中共问题进行的。
另一位中共历史的执着研究者，是瑞典人迈克尔?斯可恩海尔斯（MICHEALSCHOENHALS）。这是一位中年学者，出身哈佛大学马若德的门下，精通汉语。此人十分着迷于中共历史的研究，以至在哈佛毕业后，由于研究范围所限，竟没有在美国找到合适的工作。回瑞典后，他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执教，仍孜孜以求。几年中先后写出若干中共历史研究的著作和文章。前一段时间，他曾与马若德合作，撰写文化大革命的专著。下列文章是他近年的成果，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他对中共历史的强烈关注：《1978年的真理标准讨论》（1991年）、《谈文革：红卫兵，干部和政治术语》（1993年）、《1966年至1979年的中央专案组》。应该说，这些文章都有相当深度。专案组一篇，甚至是我们国内至今无人谈及的。据说，他多次利用来中国的机会，到北京潘家园等旧货市场，专门搜集文革时期的红卫兵小报和其他资料，以至将这些东西的价格抬升起来。从这件“小事”，可见他对中共党史的“热爱”。
还有一批美国的中国研究者，值得我们高度重视。这就是所谓的留美学人。称为“一批”，是因为他们在最近的数年中，一起崭露头角。他们中比较知名的有：哈佛大学的黄亚生、弗吉尼亚大学的陈兼、马里兰大学的张曙光、科盖特大学的郝雨凡、犹他大学的黄靖和斯坦福大学的薛理泰等等。这些学者是八十年代初在国内获得学士学位后，走出国门，在美完成博士研习的。同纯西方裔学者相比，他们在研究中国或者中共历史上有着极大的优势。他们的中国背景，是西裔学者无法比拟的。而对于中国的理解，他们同国内学者又几乎没有差别。他们的语言优势，使他们的研究在资料利用上得心应手。他们也可以轻易地将中文成果转化为英文。这种种“便利”，让他们在英语学术界获得了稳定的位置。近年来，在有关中国研究的几个最有影响的西文刊物如《中国季刊》上，这些留美学人的文章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他们出版的著作也在英语读书界获得重视。比如薛理泰与人合著的《中国制造原子弹》、陈兼的《中国走向朝鲜战争之路》、郝雨凡的《无形的手：左右中美关系的美国国内因素》和张曙光的《威慑与战略文化》等，都能成一家之言，在立论和资料两方面，创新与扎实兼备。只是，由于职业需要，他们一般都偏向中美关系研究即双边研究一路。从而把专门化的中共历史研究留给了西方裔学者。
在国外研究中国的机构方面，也有一家不能不提，这就是美国威尔逊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一段时期来，这个项目非常活跃，引来研究者们的关注。
冷战国际史项目的出现，同冷战结束有关。1989年后的苏东剧变，最深刻的影响当然在政治方面，但它不期然地也给学术界带来了一个繁荣。这就是苏联集团的官方档案被大量披露出来。美国是收买这些档案最早和最多的国家。威尔逊中心的冷战项目，就是在这样的时势下面应运而生的。这个项目的宗旨，是联合世界各国的学者，搜集所能得到的档案和资料，用于研究过去深深隐藏在表象下面的冷战进程，特别是各国的决策过程。他们宣称，他们特别关注冷战“另一面”的历史证据。所谓“另一面”，就是指原本的社会主义国家。其中不仅包括苏联的“阵营”，也包括中国、朝鲜、越南、古巴。苏联的历史档案，保存了数量众多的有关当代中国的材料。这是在五六十年代的特殊环境下形成的历史档案。现在已经由冷战中心公布出来的中国领导人同外宾的谈话、文电，数量可观。例如，朝鲜战争爆发前后的中国同苏联之间的来往电报、会谈记录；中越领导人关于印支战争的谈话等等。这些档案绝大多数是我们没有公开的。它们或由谈话对方提供给苏联，或直接是我们同苏联沟通的产物。它们以原件面貌出现。除去是否完整一条外，一般难以怀疑其真实性和准确性。
国际冷战史项目出版自己不定期的刊物《公报》，同时还出版某一特定题目的专刊，称为“工作论文”（WORKINGPAPER）。这些刊物的信息量很大。既有原始文件的披露，也有研究者对新发现史料的综述或研究。例如，WORKINGPAPER第22期（出版于1998年5月），公布了《中国领导人与外国领导人就印度支那战争的77次谈话》。这些谈话是上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里，在中国、越南、老挝和柬埔寨这“三国四方”的领导人之间进行的。材料基本来自上述国家的内部文件。这份材料里包含的中国材料，有的是公开发表过的，有的则是非公开的。目前，已有中国学者利用这份谈话材料，对越战进行比较详尽的研究。
国际冷战史项目的积极活动，还表现在它对学术活动的资助。在中国，它已经资助过若干次学术研讨会。目的是对新发现的材料进行评估和研究，同时也旨在推进冷战历史的研究水平。最近几次会议的议题，集中在越战和冷战概念的研究上面。该项目还资助各国学者赴美或赴其他可搜集资料的国家进行研究。并优先考虑青年学者的申请。
尽管，冷战国际史项目关注的是冷战中的国家关系，但它所涉及的大量内容却是国家的决策。特别是，当我们不能不承认，冷战曾经在极大程度上对所参与国家的内政发生影响时，我们就必须把它当作党史研究或国史研究的一部分了。因此，我们对国际冷战研究的发展，必须给予高度、及时的关注。
三、关于最近美国公布的基辛格中美会谈记录所引发的有关历史问题
今年2月28日，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了一件颇为轰动的事情，这就是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独立的、非政府研究机构）公布了41件解密的历史档案，其中两件是1971年7月基辛格作为尼克松总统的特使，在秘密访华中同周恩来总理的会谈记录原件。这两件档案之所以引来许多美国人的关注，是因为它的记载，同基辛格1979年出版的回忆录《白宫岁月》中所叙述的谈判内容大相径庭。美国人最感兴趣的是两个地方：一、谈判记录显示，美国决定单方面从越南撤军，南越阮文绍政府的结局不在美国政府的考虑之内；二、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承诺，不支持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的方案，也不支持台湾独立运动。在《白宫岁月》中，基辛格完全没有提到他的这两个谈判要点。他只是写到，会谈“简要地谈了台湾问题”；“所涉及的问题都是最基础性质的”。穷追不舍的美国记者立即打电话给正在伦敦的基辛格，要他作出解释。基辛格承认，他的回忆录没有说出真实的故事，他希望为此向美国人民道歉。但他辩解说：“我们当时还是承认台湾政府的。我们当时不能不提出一些原则性的要点，以便我们可以进入其他要谈的问题。这就是当时的意图。”他对记者说：“在我撰写回忆录的1977年，会谈记录还是保密的。因此我不可能把每一件事的全部都写出来。”
现在我们读到的英文会谈记录（实际大约在去年的六月，包括国内学者已经看到了1971年7月9日、10日和11日的基辛格同周恩来总理的四次会谈记录），的确与以往各种作品的描述不同。即使是严肃的研究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学术著作，在它们谈到7月9日至11日的会谈时，也主要是依赖基氏的回忆录，而不是这些会谈记录的原件。这就使事情的本来面貌变得不那么真实了。2002年2月布什总统访华后，北京发行量很大的报纸《北京青年报》，连载了陈敦德14年前撰写的纪实读物《毛泽东?尼克松在1972》。可以相信，许多人是把它当作真实故事来读的。可是，证据表明，陈敦德本人对发生在1971年7月的这几次会谈，是知之不多的。他对7月9日下午4时35分开始的周恩来总理同基辛格的第一次会谈，是这样描述的：“基辛格先是十分谨慎地打开材料汇编的厚皮封面，按事先准备的密密麻麻的讲话稿，干巴巴地念了起来——‘从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从纽约港起航，穿过大西洋，绕过好望角，于8月28日到达中国广州的黄埔港，揭开了中美关系的序幕……’”。这是带有附会性质的戏剧性想象。其实，基辛格在首次会谈中，并没有紧张得手足无措。他也未提到那艘倒霉并一事无成的中国皇后号。根据现在公布的记录，会谈一开始，首先是周总理发言。他在对客人表示欢迎后，是从斯诺讲起。他谈到1936年在保安同斯诺的结识，谈到毛泽东主席1970年同斯诺的谈话。基辛格马上接住周总理的话说，他已经读过发表在《生活》杂志上的斯诺的文章。他特别说，尼克松总统也读到了这篇文章，并且是带着极大的注意来读的。从历史原由说，周恩来同基辛格的会谈，应该从毛同斯诺谈话开始，因为这是双方走到一起来的引子。随后，基辛格先做陈述。他说：“对我们说来，这是一个历史的时刻。因为这是中美两国领导人第一次在互相承认彼此完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交谈。”接着他说：“在我们两国最初接触时，相对于中国的悠久文化说来，美国仅仅是一个新的发展中国家。在上个世纪，你们是外国压迫的受害者。只是在今天，在经过困难和不同的道路，我们才在相互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走到一起来了。因此，我们双方都翻开了我们历史的一页。”可以看出，基辛格的这个开场白，是深思熟虑的，也是得体的。他并不局促。
周恩来总理同基辛格的第一次会谈，持续了将近7个小时。而总共4次会谈的记录，有115页英文打字稿之多。这里的问题是，怎样重新评价这些重要的历史记录。
如前所述，美国人惊异的是台湾和越南问题。美国的越战史专家斯坦利?卡尔诺（STANLEYKARNOW）在读过会谈记录后说：“毫无疑问，甚至从最初的1968年3月，（美国的）政策就是体面的和平。当基辛格到中国时，他说，我们的计划是撤出。这里关键的事情，是‘单方面’（撤出）这个说法。对我来说，这是前所未闻的。”“单方面撤出”，是越战中美国政策中最隐讳的事情。这意味着，美国为了从越南拔出脚来，根本就不打算再顾及越南傀儡政权了。对美国的某些人说来，从越战的泥潭中拔出脚来，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将近40年之后，人们毕竟是忌讳再提“在亚洲遏制共产主义”这种陈词滥调了。但计划“单方面”撤出，无情抛弃掉南越傀儡政权，在某些人看来，就有了道义上的问题。这是美国舆论界在读到会谈记录后，发出喧哗的原因所在。
而关于台湾问题，会谈记录就更让一些人有文章可作。美国战略与国际中心高级研究员詹姆斯?曼（JAMESMANN）说：“披露的文件证明，基辛格在他回忆录中所告诉大家的东西，令人震惊地全是假的。在中美会谈的历史上，‘台湾问题没有被讨论’的说法，一次又一次跑了调。”詹姆斯?曼的意思是，台湾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中实际成了“筹码”。它被基辛格和尼克松出卖了。詹姆斯?曼是美国1999年出版的畅销书《转向——从尼克松到克林顿，美国与中国的离奇历史》的作者。他的这本书，当年同帕特里克?泰勒所著的《长城——六位美国总统与中国》一起，被认为是最热门的有关中美关系的著作。虽然，两书都引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口述材料，披露了所谓“重大内幕”。但都有一个明显的政治倾向，即由于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因此美国的对华决策便成为少数当权者的专利。他们可以不顾美国的民意，把中美关系当作所谓现实主义的“游戏”。由于联中抗苏的需要，美国决策者还在意识形态上和情感上都同中国过于接近，甚至美化中国。基辛格档案的公布，更使詹姆斯?曼有了理由，来指责秘密外交下对台湾利益的出卖。
中美第一次会谈中，周恩来总理与基辛格用大约三分之二的时间讨论台湾问题。而在后来的全部会谈中，双方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来讨论在越南停战。这个事实，也使中国学者对旧有的观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基本动机，是双方都面对了苏联的威胁——产生了疑问。最先提出自己看法的，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叶自成教授。他在《1972：与想象不同的历史》一文中写到：“从现在披露的一些材料来看，事实上美国企图借与中国改善关系摆脱越战的困境，这才是美国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最主要的动机，它在当时中美关系改善中的作用，大于苏联的因素。”关于中国方面的真正意图，叶教授认为，是希望通过中美关系的改善，解决台湾问题：“在与美方的谈判中，台湾问题始终是中国方面坚持的一个重点谈判内容，甚至一度接近中国希望达到的目标。基辛格来北京访问时曾表示‘三不政策’，即美国不支持两个中国、不支持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独立。……但正像美国在越南问题上没能达到目的一样，中国在台湾问题上也未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因篇幅所限，本文不对这个重大的历史链接点做实证研究。但不能不承认，随着历史档案的解密，对许多问题的分析和判断，会出现新角度。这是可喜的事情，它使我们逐渐地接近历史的本貌。例如，我们原本对1971年7月9日周—基会谈前后的许多情况，特别是毛泽东在9日夜改变了已经由中央政治局确定的谈判要点，提出“猴子变人还没变过来，还留着尾巴”，台湾是留着的尾巴，是美国的绞索，让他替我站岗放哨的意见；以及不谈具体问题，要谈天下大乱的观点等等，感到扑朔难解。现在，当我们全面了解了当日的会谈情况之后，就有可能比较深刻地理解了毛泽东关于政治与外交、外交与革命，以及革命与国家利益之间的想法了。
一叶知秋。获得国外新信息，对于我们的研究和增长学识，是非常必要的。但这往往只是“一叶”。国外的世界真大。我们不可能穷尽。因此，只能一点一点地搞些“杂谈”来。但愿大家不会厌烦它。
（本文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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