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德维希决定还是让谢绾试一试。毕竟不管是德意志统一的长远打算，还是继续掌控普鲁士兵权的现实考量，对奥地利发动战争都是唯一选择。
由此路德维希返回柏林后，与内阁进行了一次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关于是否裁撤目前留驻柏林及周边的七万大军。路德维希借口法国局势不稳，坚决不同意裁撤，而首相哈登贝格则认为，法国统一已近在咫尺，三国同盟在特拉波会议上也并没有决定要干涉，军队的战备状态已无必要。最后双方各退一步，从会议之后半年内，如果周边发生普鲁士必须参与的战争，则军费负责由内阁筹措；如果半年内并未发生战争，军费由路德维希自行支付。此时路德维希手上还有谢绾给他的两千万塔勒，加上现有军费存量，大概还能维持八个月这支军队战时标准。
内阁急于甩锅却给柏林朝廷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隐患，军费的私人化进一步让这支军队成为路德维希的个人资产，此后朝廷几乎无权再调度。路德维希当然清楚这件事，他派人先在军中散布内阁不再支付军费，许多士兵将被迫退伍的流言；在军队人心不稳时，他又宣布将自己掏钱继续维持每一位官兵的工资，这让军队上下在重新安心的同时，彻底弄明白了到底谁才是自己的主人。
另一方面，谢绾以基民盟秘书的身份，以研究德意志统一后的各种问题为名义，拜托曾任外交大臣的党首威廉•冯•洪堡前往奥地利深入调研当地民族与宗教现状，同时派此时已加入基民盟的李斯特随行考察当地货币与财政现状。
洪堡临走前，谢绾很严肃的谈起目前基民盟内部鱼龙混杂，不仅有不少投机分子，还出现了小集团，有与基民盟宗旨不同的噪音，需要进行一次整顿。洪堡本来打算自己回来再处理，但谢绾建议他，作为党首不应该在这种事情上持有太明显的态度、插手过深，否则容易引起内部的分裂。洪堡一想也对，于是在一次高级别会议上委任谢绾为整顿工作的负责人，然后离开鲁尔堡前往维也纳。
于是谢绾在洪堡离开后的第二天，发表了一次关于“关于投机者、反对者、宗派者的危害性”的演讲，明确了目标和方向，宣布展开整顿工作，所有成员都要依据谢绾给出的目标和方向全力开展自查与查他。同时，由谢绾牵头成立一个三人小组负责执行监督，执行不到位、隐瞒、蓄意对抗的立即清除出基民盟。
一开始成员们还有点无所适从，毕竟都是靠热情聚集在一起的一群知识分子，彼此关系都还不错，不知道该认真对待还是敷衍了事。但谢绾认真抓出几个因为想通过基民盟混进鲁尔区官场的家伙后，所有人才紧张起来。于是基民盟内部风气为之一变，不断有投机者被揪出，甚至还抓出了几个朝廷派来的奸细；一些过去没事儿就议论基民盟行动方向的人也闭了嘴，要么就自动退出基民盟，客观上让基民盟的凝聚力和组织力提升了不少。
整顿工作最后指向了基民盟内部的一些小团体，这也是谢绾的根本目的。他知道贝默有一个小俱乐部，博耶恩也是成员，这个俱乐部受路德维希恩惠不少。于是他暗示一些整顿工作中的积极分子调查这个俱乐部中骨干成员的问题。经过一系列准备之后，这些整顿工作积极分子突然对这些骨干成员提出指控，表示他们纠集起来反对基民盟既定工作方向。
贝默在高级会议上对这种指控不屑一顾，认为是小题大做；谢绾则严肃的批评了这些指控缺乏证据，对待同伴捕风捉影过于苛责，但话锋一转，又表示理解和支持这些积极分子对此事一追到底，不管涉及到谁，不管问题有多严重，都绝不放过。此后的一段时间里，谢绾几乎天天都在基民盟内部各处发表演讲，一方面巩固自己的威信，一方面加强成员对问题严重性的认识。
并不适应这种运作方式的贝默只是觉得事情不太好，但觉得谢绾毕竟还是保持了公正的态度，所以没有太在意。
直到两周后，那些积极分子拿出了一份直接指控贝默的证据，才让他脑子一蒙，瘫坐在椅子上。其实证据所指问题也不是十恶不赦，只是详细的记载了贝默的小团体收取朝廷的献金而并未公开，在小团体内部对基民盟部分工作不满。放在成熟的现代社会根本就不算个事，但在当时这跟道德问题挂上了钩，而且谢绾在演讲宣传时，就已经做了大量的铺垫，几乎就是为这些问题量身定做的舆论环境。
在对此召开的几轮会议的批判和讨论中，在谢绾几乎不怎么吱声的情况下，对贝默的指责声浪就呈现一边倒的态势。这让贝默狼狈不堪，最终辞去了党首职务，解散了自己的小俱乐部，博耶恩也做了向全体成员道歉的公开演讲，声誉扫地。
至此谢绾宣布整顿工作结束。他就此清理了基民盟组织内部，加强了凝聚力与执行力；完善了分级处罚机制，确定了独立自主的德意志民族自由主义运动领袖角色，最重要的是，基民盟此后的工作方向，能够和他的思路保持高度一致。
两个月之后，洪堡和李斯特回到鲁尔堡。洪堡对期间发生的事情也大吃一惊，虽然他是老练的政客，但也对这种运动式的方式感到很陌生。即使他敏锐的察觉了这里有谢绾的一些影子在，然而却分不清这种操纵方式到底是合理还是不合理。不过，不管合理不合理，他已经无法压制谢绾在基民盟内部的威信和地位了。
洪堡突然也觉得有些害怕，原来自己搞起来的集体自己没有能力完全控制。但这就是所谓组织，不是一个人说了算，也不见得说了不算，就看怎么操作。
由于洪堡还陷在基民盟组织工作中不能脱身，谢绾先约见了李斯特。李斯特对谢绾汇报了奥地利目前的财政和货币状况。
奥地利在十八世纪引入了一种双金属币标准，即金银币以1：15的固定对价同时流通，在除普鲁士外的德意志地区所有地方都实行这种标准。这种货币模式为国际收支提供了便利，但也存在一个较大隐患，会导致黄金流入金银比率为1：15.5的英国。这是因为德意志地区普遍更为倾向于银本位。
奥地利的纸币系统则甚为糟糕。奥地利从十八世纪中叶开始发行纸币，由于十八世纪最后几十年连绵不断的战争，奥地利不断的增加纸币供给，使得市场中劣币驱逐良币，金银币日渐稀缺。到1810年，流通中的银行券数量超过10亿古尔登约合11亿塔勒，而几乎没有贵金属货币在流通，导致政府完全无法兑付这些纸币。1810年12月，政府强行暂停所有硬币形式的支付义务。仅仅三个月后， 1811年2月20日，奥地利不得不宣布国家破产，发行一种新纸币——维也纳货币来兑换旧纸币，比值是1:5，也就是官宣一次性贬值80%。然而国库里连兑付维也纳货币的金银也不够。到了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期间，国库再次严重紧张，又不得不再次发行货币。再次发行的货币无法再锚定金银，而是一种变相国债。
1815年5月，奥地利开始重新为其货币制度打造一个更为健全的基础。1816年6月1日，享有特权的奥地利国家银行成立，该银行效仿英格兰银行，作为一个独立的股份公司拥有发行纸币以稳定货币体系、为长期预算赤字提供融资和管理货币供应量的扩大等权利。
这一时期不过刚过去四年，距原来时空奥地利完全理顺纸币系统还有将近三十年，也就是说其纸币系统仍然混乱不堪。
谢绾笑了下，其实李斯特不调查，他也能想到，此时全欧洲除了英国，纸币都跟狗屎一样烂。只是奥地利的特别烂，因为其军事效率低下，导致其战争费用负担高于其他国家。
是时候请假币贩子彼得•冯•波尔来一趟鲁尔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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